“新型实体企业”入选2022年度十大热词******

　　在12月20日揭晓的“汉语盘点2022”中，“新型实体企业”成为“年度十大新词语”，一同入选的还有“中国式现代化”“冰雪经济”“数字人”等。

　　始于2006年的“汉语盘点”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17年，活动每年进行一次系统地汉语梳理盘点，旨在通过这些关键字或词描述过去一年的中国和世界，借以记录社会的变迁，彰显汉语的魅力。

　　那么，为何“新型实体企业”能跻身年度十大热词？

　　据报道，年度字词均由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基于大数据语料库，利用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筛取，并经过专家评议而来的。如果百度一下“新型实体企业”，可以找到相关结果9580万条（百度上限为1亿条）。这充分说明，作为数实融合催生的一个企业“新物种”，“新型实体企业”由于其紧扣时代精神，表达出了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动力担当。

　　拆词来看，新型实体企业由“新型”和“实体企业”组成：“实体企业”是根本属性，“新型”为核心特征。笔者理解，“新型”至少体现在三方面。

　　技术能力新。从大的趋势维度看，新型实体企业诞生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的背景下，因此它们普遍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不断在技术研发上加大投入力度，使自身技术能力时刻保持“新型”。在近日公布的新型实体百强企业当中，2021年总研发投入6481亿元、新增发明专利5.6万件，呈现科技创新和产出“双高”的特点。其中，有1家研发投入突破千亿，有19家新型实体企业进入百亿研发俱乐部。

　　运营方式新。从企业运营维度看，新型实体企业一方面具备实体基因和属性，能够深度理解和融入实体运营，但更重要的方面是要求其具备先进的数字技术和能力，并善于深度应用于大量丰富的实体场景，从而使其运营方式超越传统实体企业，成为潮流风向上的引领“新型”。当前，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新型实体企业因为具有先进数字技术能力，再加上积累的实体运营经验，从而有着相较于传统实体企业的巨大优势。例如，新型实体企业的典型代表京东，“从实体中来，到实体中去”，依托其以往实体场景中所沉淀和淬炼过的技术和能力，通过有效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实现超千万SKU自营货品库存周转天数接近30天，供应链运营效率全球领先。

　　功能作用新。新型实体企业的一大特性是生态普惠性，即在工业生产、商品流通、信息通信、民生保障等领域，通过持续开展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扮演“供应链数字化服务商”角色，发挥出“数字基础设施”作用，为千行百业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数字化底座，并提高了乡村振兴的普惠性、可及性、便利性。在2022年新型实体企业百强中，有65家承担起供应链数字化服务商的角色，不仅为行业降本增效，还增强了整个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其中，京东以“链网融合”为核心织起的货、仓、云“三网通”供应链体系，服务了超800万家活跃企业客户，是九成以上在华世界500强、近70%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共同选择，并在医疗、制造、能源等众多领域提供专业的供应链服务。

　　新时代呼唤新力量。我们看到，新时代将是新型实体企业的黄金发展机遇期，新型实体企业也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的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邓浩然）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